专访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郭晓鸣,今年“一号文件”和过去有哪些不同

在今年的农业农村工作中,守住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是关键。

2月21日,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》发布,继续聚焦农业农村问题。

2020年,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,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向乡村振兴转移。在这一背景下所发布的“一号文件”,与过去相比有哪些方面的变化?下一阶段,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在哪些方面?为此,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三农问题专家、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郭晓鸣。

应高度重视规模性返贫风险

《21世纪》:2021年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已经在2月21日发布了。作为长期关注农业农村问题的学者,你如何解读这份文件?

郭晓鸣:与往年相比,基于新的形势、复杂的挑战,以及脱贫后农业农村发展新的目标任务,“一号文件”强调了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衔接问题。

尽管我们在2020年完成了绝对贫困的治理任务,打赢了脱贫攻坚这一跨世纪的攻坚战,但脱贫之后,规模性返贫风险依然存在。进一步讲,在很多深度贫困地区,导致脱贫人口返贫的潜在风险还未得到有效解决,一旦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或疾病,脱贫人口的返贫风险依然较大。

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,对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和生计能力的提升不太显著,因此在今年的农业农村工作中,守住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是关键。这也是因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,完成了如此艰巨的任务,如果政策不延续,有可能前功尽弃。

因此,通过研究今年的“一号文件”,我认为今年的农业农村工作的重心,不仅在于强调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衔接性,也同时在警醒,千万不能有任何懈怠,要继续高度重视规模性返贫的风险问题。

加大对荒地、低效率耕地的利用

《21世纪》:今年的“一号文件”,对于粮食安全、种业安全着墨较多,这其实是个老问题。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,如何解决?

郭晓鸣:今年特别强调了粮食安全,这基于国际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,以及疫情之下局部地区出现的粮食保供风险,也表明我国对粮食安全的中长期挑战的认识更加清晰。

需要强调的是,尽管我国持续多年粮食增产,但深层次问题未解决,比如基本良田的面积仍需要加大保障力度、粮食生产主体的积极性有待提高等。

目前,粮食生产还存在水平低、保障能力低等问题,距离藏粮于民、于地的目标还较远。在这一背景下,强调粮食安全问题,是非常重要的。

我之前在国内一些粮食主产区进行调研,发现了一些问题。比如在粮食安全背景下,很多农村还存在大量的荒地,我建议应该通过加大对荒地、低效率耕地的利用,来确保粮食产量,而非简单以经济作物的腾退来重新补种粮食的手段。

在粮食安全的基础上,今年“一号文件”也特别强调了种业的安全性,这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种业对外部的依赖性非常大。

种业问题如何解决?我认为可以通过科技攻关,大力进行科技资源的配置来解决。其中,推进科研机构的种业技术市场化应作为重点之一,即将农业科技的导向从以研究为主,向实际应用推进。此外,我在调研中了解到,河南种业的技术攻关方式很重要的一个主体是企业,因此建议要把种子企业做大做强,并构建种子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产学研结合的关系。

乡村建设步入“系统性”阶段

《21世纪》:与过去的“一号文件”相比,今年的文件用了较大篇幅去系统阐述如何“实施乡村建设行动”,其背景和目标是什么?

郭晓鸣:关于“乡村建设”的话题,这一次用了较大篇幅。这是因为,前期的新农村建设和乡村建设,已经奠定了乡村全面复兴的重要基础,现在到了整体性、系统性进行乡村建设的关键点。因此,我们不能继续停留在过去碎片化的阶段,必须整体为之,必须把乡村建设的主要短板找出来,进行重点突破。

如何去补齐现有的短板?“一号文件”强调了加强自然村的道路硬化,对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如水、电的供给能力的提升,强调了提升农村的环境治理,有效进行污水污染垃圾的处理等。

此外,我认为关于乡村建设方面的一个新表述是“发挥财政投入引领作用,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,撬动金融资本、社会力量参与,重点支持乡村产业发展”。这强调了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乡村建设,是一个亮点,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,引导社会资本是一个手段,不能单纯依靠财政的投入。

要让农业成为可增收的产业

《21世纪》:目前我们强调乡村振兴,又在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。其中都强调了“人”的重要性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,如何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?

郭晓鸣: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以及国际经验看,乡村人口的减少是必然趋势。农村人口的市民化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,这和乡村振兴不是一个必然的矛盾。

不错,其中存在一个问题,农村人口流动是严重失衡的,流入农村的人口以老年群体为主,流失的是中青年劳动力,这也导致留在农村的人口素质偏低,难以承担乡村振兴的重任。

在这一背景下,我们不能以减缓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为手段,让劳动力重回农村。而是要更新现有的乡村振兴各项措施,实现农村人口的流动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转变,改变农村现有人口的素质结构,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。

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人才激励政策可以解决的,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,乡村振兴不能简单靠情怀,而是要让在农业农村工作的人提升收入,因此适度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是一个方式。

从政策调整角度看,过去我们的相关扶持政策,主要瞄准农村户籍人口,对于新村民、新农人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大,既然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把农业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,那么支持政策就要覆盖这一群体。农村内部的保障性资源方面,也应该对这些群体进行覆盖,如适当的给予新村民、新农人以宅基地的使用权,并给予同等的公共服务等。

总的来说,我们不担心乡村人口数量减少,而是担心留下来的人口的发展问题,因此需要加大政策支持。

宅基地改革保持“稳慎”基调

《21世纪》:今年的“一号文件”提出,“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,探索宅基地所有权、资格权、使用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”。“稳慎”二字,是否意味着与农民利益关切重大的农村宅基地问题,仍处于探索阶段?

郭晓鸣:农村宅基地改革的关键,是以不能伤害进城农民的资格权为重点。只有使得农民的长期利益不受损,进城后依然有资格权,才能确保他们安心留在城市,推动经济发展。

宅基地改革的主要问题是,在农村土地资源极为稀缺的背景下,现行的宅基地制度导致大量闲置,因此我们需要重构一个更加合理的宅基地制度。我们需要探索的是宅基地的有偿使用权,而非福利供给、无限制对新增人口进行宅基地分配。

我们的宅基地改革目标之一,是解决巨大的浪费问题。三权分置为此打通了一个通道,可以解决闲置问题。当然里面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要解决,比如宅基地的分散现状,与使用者的规模化集中化的要求,这需要村庄的整体调整。

因此一号文件强调“稳慎”,腾退宅基地要坚持自愿放弃原则,进行有偿退出,也要注重宅基地改革的目标取向,主要是建立新的合理的宅基地制度,让大量的闲置宅基地获得利用,而非损害农民的利益。

(作者:李果 编辑:李博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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